吴语协会

 找回密码
 开只户头

扫一扫,访问微社区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查看: 4983|回复: 1

潘悟云历史层次文章 4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2-11-7 04:21: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竞争性音变与历史层次
高本汉把西方的历史比较法,运用到中古音的构拟,取得很大的成功。此后,一批学者试图用历史比较法来构拟各地方言的母语,但是成绩都不是很好。前世纪的70年代以后,汉语史的专家们逐渐明白,汉语各方言的形成有特殊的历史,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地接受中原地区强势方言的影响,形成多个历史层次,只有把这些历史层次分清楚以后,在同一个历史层次内部才能进行历史比较。这以后,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蔚然成风。不过新的问题也出来了。许多人在作历史层次分析的时候过于简单化。他们往往以中古音为出发点,如果一个中古音类在一个方言中有对立的几个读音,就认定是几个来源不同的历史层次。

历史层次实际上分两类,一类是语言接触形成的,如上海话的日母字原来是读n-的,后来从一个强势方言借用过来一批文化词,这个强势方言的日母读z-类音,于是在上海话中就形成了日母的z-层次。这类历史层次实质上属于借词性质,我们把它叫作外源性历史层次。还有一种情况,是方言的语音发生变化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演变的速度不平衡,产生了语音的分化,形成另一个历史层次。如北京话的歌韵,现在读-uo与-ɤ,但是“大、他、那”等字因为属于高频词,成为演变中的强式,还保持原来a类读音,混到麻韵去,形成了歌韵中读-a的历史层次。这类层次是这个方言内部音变的词汇扩散形成的,所以我们把它们叫作内源性层次。这两个层次有时很难分得清楚,但是它们在历史语言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很不一样。假设某个历史时代的音类在L1方言中有两个层次P1与P2,P2是外源性的,借自另一个方言L2。为了作历史比较,把这两个层次分出来以后,P1用作L1的历史比较,而P2只能用作L2的历史比较。如果一个方言中的两个层次P1与P2都不是外源性的,它们由方言内部音变造成,处在音变链上的不同位置,那么这两个读音能够为这个方言的音变历史提供内部证据。到目前为止,汉语历史层次的研究大多限于层次的划分,还没有把划分的结果用于语音史,所以不去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层次,不会碰上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利用分析的结果来构拟方言的原始形式,就非要对不同性质的历史层次作出区分不可。

本文着重讨论内源性历史层次,明白了它的成因,也就明白了区分它们的标准。

内源性层次是词汇扩散形成的,那么为什么会造成音变过程中的词汇扩散呢?原因很多,上文讨论过的词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本文讨论另一个重要原因:竞争性音变会造成历史层次。
王士元(1969)说:“不同的竞争性演变在时间上交叉发生,则会产生真正的残留。在这一范围里,必须对新语法学派的原则加以限定:一种语音演变如果没有其他的演变相竞争,这种语音演变就是有规律的。但是确有两种(或更多?)演变同时适用于同一部分词项的情况,这样保存下来的残留形式就是半途受阻的语音演变直接产生的结果。”
语言借用与内部音变所造成的历史层次,有时确实难以分清楚。但是语言借用的时候,是不受语音条件限制的,向某一语言借用的时候决不会只借用某一类音。有人也许会提出,被借方的某个音在借方音系中不存在,借方因为发音上的困难可能会不借用,这就会造成借词中出现语音层面上的选择性。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一些闽语中没有舌尖音ɿ,但是对于北方强势语言中的舌尖元音照样借用,只不过用自己音系中最接近的ɯ来替代它。日语中没有鼻韵尾-ŋ,但是汉语中的后鼻音也还是借用,只是用最接近的音-u来替代。

我们先提出一个概念:音变关系。
当两个音处于同一音变链上,它们就构成音变关系,否则就叫作非音变关系。如,i前的k-与tɕ-是音变关系,因为ki->tɕi-是常见的音变。n-与z-是非音变关系,因为n-不会变作z-,z-也不会变作n-。在发生后高化音变的几个语言中a与o是音变关系,因为它们处在高化音变链a>ɔ>o>u的不同位置上。o与i则是非音变关系。


一个语言中的两个历史层次如果是非音变关系,其中的一个就是借用造成的外源性层次。
那么,两个层次有音变关系,其中的一个是否就属于内源性层次了呢?那也不一定,音变关系有时候也可能是偶然造成的。例如,A语言中的ɔ,在B语言的音系中不存在,B语言就用o去借用A中的ɔ。表面上看,A中的ɔ与B中的o恰好形成音变关系。此外,有时候两个层次看起来没有音变关系,但是它们可能从同一个其他的音演变过来。例如,一个语言中假设有u与i两个层次,一般说来u不可能变成i,i也不可能变成u。但是它们都有可能从同一个来源ɯ变来。
为了确定两个层次是否内部音变形成,我们必须提出音变率的概念。
造成音变的原因很多,如发音生理、方言借用、音系结构、语言类推、词汇频率、避讳忌用、社会背景等等,都会影响到语音变化。王士元(1969)所提出的竞争性音变是一个多维的音变模型。这么多的因素中当然以发音生理与听觉感知的影响最为重要。当一个音变只受一个音变条件的制约,其他因素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这种音变就会是规则音变。反之,如果一个音变同时受到多个音变条件的影响,竞争性音变会造成不规则的变化。但是,即便是不规则音变,我们常常会发现,在一定的语音条件下发生某个不规则音变的词比另一语音条件下更多一些,这说明在不规则的现象下面,隐藏着更深一层的语音条件。
假设一种语言在某个语音条件下发生了音R,具有这种语音条件的词共有L个,音变结果出现r个例外(严格说应叫残留residue),我们把这L个词中已经发生音变的百分比P(R)=1-r/L叫作R的音变率。通过音变R在各种语音条件下音变率的比较,可以把掩盖着的潜语音条件揭示出来。如果r=0,P(R)=1,就成了规则音变。如果r=L,P(R)=0,表示音变不发生。
当一个语言的两个层次的读音存在音变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的分布服从某种语音条件的时候,一定是内部音变造成层次的分化,因为借用是不顾及语音条件的。音变关系依据语音条件的分布,能够用音变率加以量化。于是,对两个层次性质的判断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进行。
1、如果两个层次的读音之间不存在音变关系,它们中的一个一定是外源性层次。
2、当两个层次的读音存在某种音变关系,先求出它们的音变率,根据音变率是否依某种语音条件分布,判断它们中的一个是否内源性音变。
下面,我们就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同时也说明竞争性音变是怎么样导致内源性层次的产生。


第一个例子,见系开口二等字中的声母腭化。
下表是1955年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三千多字中见系开口二等字中的声母腭化情况:



上表可以简化成表2:



表2的统计数字说明,见系开口二等是否腭化显然与韵母有关。带韵尾-m、-n与零韵尾的字都腭化了,带后舌位-u、-ŋ与-i的字只有部分字发生了腭化。腭化音变率按照韵尾的语音条件分布,可见其中的层次是内部音变造成的。
发生腭化的二等见系字都带有i介音,可见这里的腭化音变与三等字相同:
ki->tɕi- khi->tɕh- xi->ɕi-
但是,为什么在有些二等韵中会出现腭化与非腭化两个层次,这需要从二等介音的性质谈起。
二等字的上古来源是*Cr-(雅洪托夫 1960),后来介音-r-向-i-的方向变化:Cr->Cɣ->Cɯ->Cɨ->Ci-(郑张尚芳 2002),例如“家”从上古到现代经过了如下的变化:kra>kɣa>kɯa>kɨa>kia>tɕia。《切韵》时代二等字可能还是Cɣ-,《中原音韵》时代正处于Cɨ->Ci-的阶段,正是这个阶段才引起两个层次的产生。为此,我们先来讨论八思巴字中与这两个介音有关的字母。(八思巴字母中用b、d、g代表汉语的帮、端、见,用p、t、k代表汉语的并、定、群,为了比较方便起见,下文八思巴字母的b、d、g、p、t、k分别转写为p、t、k、 b、d、g)
八思巴仿藏文下加字母A(注解:显示不正常,用符号A代替)创制了代表汉语三等介音的字母

A在藏文中表示声母腭化,并不代表元音。所以

在八思巴文中也只代表介音i̯,并不代表元音。可是龙果夫却把它当作了元音ė。这样,鱼韵在他的拟音中成了一个很怪的ėu,如“举”龙氏作kėu,实际上应作ki̯u,主元音是u,只是介音-i̯-。“弓” 是ki̯uŋ,而不是龙果夫的kėuŋ。“坚”是ki̯an,而不是龙果夫的kėn。八思巴文中已有代表e的字母,所以龙果夫又花了许多心思去猜测与它有什么区别。
八思巴文中另有一个字母

仿藏文而制,用来标写止摄的韵母,所以它应该代表元音i。

八思巴字母

通常用来标写二等字的介音,如“家”,龙果夫转写作ki̯a。但是我们已经把

写作i̯,把

写作i,那么

一定是一个与i̯很接近但又不是i的音。二等字的介音从-r-向-i-的变化过程中与i̯接近的音只能是ɨ。可见八思巴字母的一定代表介音ɨ。

二等字的八思巴字母注音中,有些韵的介音用ɨ,如麻、衔、咸、佳、皆,有些韵的介音用i̯,如庚二、耕。还有些字会有两种不同的写法,如“江”在日本元禄十二年复刻元泰定二年(1325)刊本《事林广记蒙古字百家姓》作kɨaŋ,在元文宗至顺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刊本、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事林广记蒙古字百家姓》中则作ki̯aŋ。这说明“江”在14世纪30年代正从kɨɐŋ向ki̯aŋ变化。在带前元音的韵母中,二等介音变作-i-的时间更早一点,如“庚”泰定二年(1325)刊本《事林广记蒙古字百家姓》作ki̯iŋ,介音已经是i̯了。

当二等介音变作-i̯-以后,前头的舌根音发生了腭化。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二等介音并不变作-i̯-,而是失落了,舌根音也就失去了腭化的语音条件。有时候在同一类音中发生了竞争性音变,有些二等介音失落了,有些变作-i-,于是留下了腭化与非腭化的历史层次。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佳皆韵与庚耕韵中两个层次的形成过程。


佳皆两韵在《蒙古字韵》中为Cɨai。-iVi、-uVu类的韵母舌头有往复的动作,这违反经济原则,所以在许多方言中这类音都渐渐消失了。为了摆脱iai之类的音,佳皆两韵有以下两个演变的方向:
音变1:ɨai>i̯ai>ia>iɛ
音变2:ɨai>i̯ai>ai
这两个音变都是异化现象,或者是在韵尾的异化下,介音失落;或者是在介音的异化下韵尾失落。但是,只要有一个音变发生,异化的动因就失去了,所以它们之间构成了一对竞争性音变。竞争的结果是,有些字韵尾失落,如“阶鞋街”,有些字介音失落,如“矮楷挨”,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层次。
我们再来讨论庚耕见系开口的腭化问题。为了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清楚,我们把这两个韵的例字以及腭化音变率(%)跟锺韵的情况作一对比:



表3的情况说明,这几个韵的腭化音变率都与语音条件相关:零声母全部腭化,塞音全不腭化,擦音处于两者之间,所以这里一定出现了内部音变。锺韵的“恭供拱巩供恐共”在
《蒙古字韵》中读kiuŋ,都还带i̯介音,在《中原音韵》中则都失去了介音读同一等,这说明锺韵的见母在元代发生了三等介音失落的音变,所以现代北京话中它们都读作koŋ,声母没有腭化。在《蒙古字韵》中,“更庚耕”都读作ki̯iŋ,在《中原音韵》中更与“京经兢”等字同音。但是在现代北京话中它们都读作kəŋ了。那么这里是不是也像锺韵一样,发生了i̯介音的失落现象呢?可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中原音韵》的庚清韵部有洪音、细音两部分,我们把洪音拟作əŋ,细音拟作iŋ。其中的iŋ包括中古的庚二、庚三、清、青、蒸,如见母字“京麖庚鶊赓更粳羹畊惊荆经兢矜泾”完全同音。其中二等字“庚鶊赓更粳羹畊”在现代北京话中读kəŋ,但是三四等字“京麖惊荆经兢矜泾”在北京话中则读tɕiŋ。既然《中原音韵》中庚耕与清青蒸韵完全合流了,为什么只有二等字会发生i̯介音失落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比较几本与北京音关系最密切的古代韵书。

五代、北宋和金代后期建都开封,从《礼部韵略》到《平水韵》为科考所编的韵书,当反映开封一带的中原雅音。《古今韵会举要》说:“韵书始于江左,本是吴音。今以《七音韵母通考》韵母之序,惟以雅音求之,无不谐叶”。全书分107韵,完全依据于《平水韵》,可见此书所依据的雅音与宋金时代的开封方言一脉相承。但是此书又另立字母韵,每韵部往往包括若干字母韵,每个字母韵又往往分属多个韵部,这些字母韵显然是反映《平水韵》以后经过历史演变的元代实际语音。八思巴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创制八思巴新字,自然会选定中原士人公认的中原雅音。《蒙古字韵》是八思巴字汉语对音的最重要资料,它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与《古今韵会举要》几乎全同。《古今韵会举要》也注明:“䝉古字韵音同”。稍后的《中原音韵》开宗明义就说:“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中原音韵》成书的时候北京已经是元代的国都,书中说“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其中所提及的“论治道”、“ 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讼庭理民”等对中原之音的使用,当然包括当时的国都在内,所以元代北京所用的标准语应该就是中原之音。

现代北京音中的əŋ与iŋ大体来自中古的梗、曾二摄的舒声开口字。下面我们专就上面几本韵书中的这类字作一比较。这一类字在《古今韵会举要》中分为搄、经、行、京四个字母韵,搄字母韵包括梗摄二等唇音与知庄组,登韵。经字母韵包括梗摄见溪二母与梗曾二摄的晓母。行字母韵包括梗摄匣母。京字母韵包括庚三和蒸二韵,还有见溪晓母以外的清韵字


《蒙古字韵》中登韵为


龙果夫(1930)转写作-hiŋ。八思巴字母






舌根音中,塞音与擦音的情况很不一样。-ɨ-前面的塞音k-实际上已经变作舌面中音c-,如果介音继续按音变1前化作-i̯-,声母就要变成同部位的 tɕ-。但是c-是塞音,tɕ-是塞擦音,两者之间听觉上的差别很大,这种听觉差别阻止了c-的继续前化。擦音x-在介音-ɨ-前,它的发音部位相当于 ç。当它继续前化的时候,就要变成ɕ-。ç-与ɕ-都是擦音,听觉上的差异要小得多,阻挡元音前化的力度也相应较小。所以梗摄二等塞音发生音变2,与登韵 合流,变成现代əŋ。而擦音则发生了两条音变的竞争,竞争的结果产生两个层次:əŋ(亨衡)与iŋ(行杏幸)。
古代的书音系统与现代口语之间的关 系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首先,书音是通过教育系统对口语的规范,是通过家传师授的方式得以推广的。所以,各家所传的书音会不完全相同。同是中古的书音系 统,陆法言所传与顾野王就不一样。其次,书音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各地方言不一样,所形成的书音系统也不会完全一致。元孔齐《至正直记》说:“北方声音 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这说明汴、洛、中山一带的方言是很相似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书音系统也大体相同。但是,这么大的地域,方 言不可能没有差异,所形成的书音系统也不会全同。科考所用的书音,可能更接近于国都的权威方言,《古今韵会举要》与《蒙古字韵》传承《平水韵》,反映开封 一带通行的书音系统,《中原音韵》反映北京一带的书音系统。但是在士人的眼中,标准的中原雅音则是洛阳话。唐代建都长安,李涪《刊误》却说:“凡中原音 切,莫过东都”,东都就是洛阳。北宋建都开封,南宋建都临安,陆游《老学庵笔记》却说:“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现代洛阳话与以上几种韵书所 代表的语音系统相比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梗摄见系二等开口字中,不仅塞音读əŋ,就是“硬”字现代洛阳话也读əŋ(贺巍 1998)。但是《古今韵会举要》音“喻孟切”,用以母作声母。《蒙古字韵》中与“盈蝇赢”一样转写作jiŋ,《中原音韵》读iŋ。“杏”《古今韵会举 要》列行字母韵,《蒙古字韵》作xi̯iŋ,《中原音韵》列庚青的细音,而现代洛阳话读xəŋ,仅在“杏黄”一词中读ɕiŋ。梗摄二等见系在洛阳话中有更 多的字读əŋ,这个事实暗示我们,音变2不发生于古代的开封地区,但发生于洛阳地区,这个音变使梗摄二等见系字读入登韵,以后这些读音传入到其他方言。







 楼主| 发表于 2012-11-7 04:22:2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对《洪武正韵》十八庚开口字的反切下字进行系联,最后得出三类韵母,上表的居卿切与坚丁切的反切下字系联为一类。《古今韵会举要》八、九、十韵部的开口韵中,只有揯、经、京三个字母韵。居行切、坚灵切、古庚切都归经字母韵,居卿切、居陵切都归京字母韵。
表5说明《洪武正韵》所依据的中原雅音显然不同于《古今韵会举要》,这就是朱元璋要重新编定新韵书的原因。《洪武正韵》能够与现代北京音对应,其中的古衡切 与居登切对应于北京话的əŋ,居卿切与坚丁切对应于北京话的iŋ。但是古衡切一类与居登切并不同音,居登切如果是kɨŋ,那么古衡切就是kɨeŋ,它将按 照音变2的方向演变为kɨŋ,与居登切合并,最后演变为现代官话的kəŋ。所以,我们上文假设存在一种中原雅音,梗摄二等见母还受到音变2的影响。这种中 原雅音确实存在,它就是《洪武正韵》所依据的中原音,很可能就是洛阳书音系统。

对于《中原音韵》的性质,历来争论很大。元建都北京,所以 一些学者就认为它代表大都音。另一些学者看到《中原音韵》的音类与现代北京话有所出入,就认为《中原音韵》并不代表大都音。实际上,《中原音韵》只是代表 元代的大都雅音,北京话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接受洛阳一带的中原雅音的影响,所以元代大都音与现代北京话的音类之间并不一定一一对应。我们可以举复数词 尾的变化来说明这种关系。古代官话的复数词尾主要有两类,一类带鼻韵尾,如“门、们、懑”等;一类不带鼻韵尾,如“弭、每”等。后一类主要分布在北方。唐 《因话录》:“卢尚书弘宣与弟卢衢州简辞同在京。一日衢州早出,尚书问有何除改。答曰,无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史。尚书不知皮是遐叔姓,谓是宗人。低头 久之曰,我弭当家没处得卢皮遐来。衢州为辩之,皆大笑。”“我弭当家”就是“我们宗族”。卢弘宣是河间人,即在北京一带。此词后来大多作“我每”,大体上 都出自北方文献。元代的文献中几乎都是“我每”,显然反映北京方言的说法。明初的文献中大部分还是用“每”,后来就被“们”替代了。“们”最初主要见于两 宋的文献,如《高僧传》、《挥麈录余话》、《清波杂志》、《惜香乐府》、《三朝北盟会编》、《龟山集》、《拙斋文集》、《二程外书》,反映中原雅音的用词 特点。所以,明代文献中复数词尾从“每”向“们”的变化说明一个事实,元明建都北京,北京的复数词尾是“每”,所以当时的文献多用“每”,后来北京接受了 中原雅音的影响,才改用了“们”。我们所讨论的梗摄二等见系开口也是这种情况,元代大都音读iŋ,现代北京话的əŋ是接受洛阳一带书音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讨论总结如下。
梗摄二等见系在北京话中有-iŋ、-əŋ两种读音,其中的-əŋ借自洛阳一带的书音。而洛阳的两种读音-iŋ、-əŋ则是两条音变eŋ>i̯eŋ>i̯iŋ>iŋ与-ɨeŋ>-ɨɨŋ>-ɨŋ>-əŋ互相竞争的结果。

第二个例子,高顶出位。
在元音链式音变中,当一个元音向i、u这些位置高化的时候,为了避免与原来处于顶位的i、u音位合并,就迫使原有的i、u 出位,出位的一种方式就是在前头增生出一个滑音,如u>ᵊu,i>ᵉi。我们发现,在许多语言的高顶出位过程中,会发生词汇扩散。原因是有两 股力量在较劲。一方面,像u、i这些顶位音,处于语音空间的最边缘,具有最大的稳定性,有一股保持音系稳定的强大力量在作用于它们。另外,还有一股保持音 位区别的力量在作用于它们,迫使它们出位。这两股力量的较劲会产生词汇扩散,形成两个层次。
温州及附近方言中模韵的高顶出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下面是这些方言中模、歌两韵的情况。




上古历史层次的读音已从表中剔除。鼻音有特殊的音变,也已剔除。在Montgomery(1893)的温州话记录中øy是ʉ,ɤu是u,一百年来温州话发生了裂化:ʉ>əʉ>øy,u>ɤu。为了便于与其他方言比较,我们把温州的øy改作ʉ,ɤu改作u

初看起来,温州等地的模韵有u、ʉ两读,其中的u与中原地区的读音相同,似乎从北方传入。但是仔细统计一下,就会发现u、ʉ的分布与语音条件发生关系。下面是对潘悟云(1999)字音表中模韵所作的统计:



u与ʉ的分布显然与语音条件相关:舌根音全是u,舌齿音大多是ʉ,唇音介于二者之间。如果u是从北方借过来的话,为什么会根据语音条件借用就不好解释,语词借用是不考虑语音条件的。

此 外,蒲门是在温州南面的一个温州话方言岛,交通闭塞。如果认为u是从北方传入,应该是温州比蒲门受到的影响更大。但是蒲门的模韵全部是u,似乎全盘接受了 北方话,而温州只有部分字读u,这也是很难解释的。所以,我们认为上述方言模韵的u、ʉ两个层次是自身音变造成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两个层次形成的具体 过程。
先来讨论舌根音。温州、永嘉、平阳、瑞安、文城几地的歌韵舌根音读u,但是“可”与“阿弥陀佛”的“阿”读o,这个滞后层次说明歌韵在早期 应该是o,后来发生了高化。乐清的歌韵舌根音开口为o,合口受介音u的影响高化得比较快,所以开口舌根音还在o的阶段,而合口已经变作了u。模韵有的方言 是u(永嘉、文城、蒲门、乐清),有的是ʉ(青田、船寮)。说明它原来是u,当歌韵的o向u的方向高化的时候,青田的模韵u通过前化的方式出位,变作ʉ; 蒲门的模韵则守住u的位置与歌韵合并。



再来讨论唇音的情况。大多数方言都是蒲田型的,只有青田、船寮是青田型的。温州、瑞安同时出现两种类型的音变,有u与ʉ的异读。这是由于蒲田型与青田型两种音变规则同时作用于这些方言的唇音,出现竞争性音变,竞争的结果形成异读。
舌齿音受这种竞争性音变的影响更加典型,有更多模韵字通过前化变作ʉ。温州等地模韵出现了u、ʉ两个历史层次,其中ʉ的字数,舌根音为零,其次是唇音,舌齿音最多,这与这三类音的舌位有关,舌齿音最前,舌根音最后,唇音居中,前舌位的声母加大了模韵从u前化为ʉ的力量。
这些方言中除了模韵出现u与ʉ两个层次以外,歌韵也会出现这两个层次,但是两者显然还有区别,模韵更多的是ʉ,歌韵更多的是 u。我们可以把歌、模在这些方言中演变列表于下:



当 歌韵从o高化作u的时候,有两股力量同时作用于它,一股是高化推链把它推向u。这个时候模韵还占据u的位置不肯出位,对歌的高化则存在一股抵抗的力量。这 两股力量的竞争,使歌韵发生了词汇扩散,到第二阶段,有一部分字(歌₂)高化作u与模韵合流,还有一部分字(歌₁)还停留在o。到第三阶段,歌₁高化作 u,迫使原来是u的模韵与歌₂前化出位作ʉ。不过模韵与歌₂也受到两股力量的同时作用。一方面,他们处于语音空间的最边缘,有一股保持音系稳定的强大力量 在作用于它。另外,还有一股保持音位区别的力量在作用于它们,迫使它们出位。这两股力量的较劲会产生词汇扩散,形成两个层次。有些模韵前化为ʉ(模₁), 有些则留在原位(模₂),与歌₁合流。
各地方言的高顶出位会有很不一样的方式。温州地区是采取前化的方式实现,而北京则采取裂化的方式。前化的时 候,声母舌位的前后会对词汇扩散速度产生影响,ʉ更多地集中在舌齿音。但是裂化的时候,产生影响的就不是声母的前后,而是声母的闭口度。发唇音的时候,双 唇紧闭,与u的唇形最接近。我们上文讨论过,高位的u在推链作用下出位的时候,会受两股力量的作用。侯尤韵的u受模虞韵的高化推链作用下要发生高顶出位为 ᵊu,但是唇音声母会加强u的力量,使部分尤韵的唇音字保持u不变。这就是北京话的尤韵字为什么只在唇音出现ou、u两个历史层次的原因。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开只户头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Archiver|吴语协会 Wu Chinese Society ( 网友言论不代表本站观点 )

GMT+8, 2021-12-4 19:29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7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