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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悟云历史层次文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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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7 04:12: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及其类型一、历史层次与历史比较法。
历史层次的提出与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密切相关。前个世纪,历史比较法在中原标准语 中的运用取得很大的成功,高本汉对《切韵》系统的构拟是一大标志。但是,此后一些学者想通过汉语现代南方方言的历史比较直接构拟这些方言的母语,却成绩不 大。于是,语言学家们在反思,是不是这与南方方言的性质有关。
历史比较法是在印欧语历史比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印欧语的语言演变过程有如下图:





关于汉语方言的形成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史观的影响。一般会认为从原始汉语分化出古代的江东方言、江南方言、中原雅言等等。从江东方言分化出吴语、闽语等等。
但是,魏晋以前中国南方还是非汉族居民占大多数,载靖与曹操书自述从会稽“南至 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诸葛恪镇压丹阳山越,“献戎十万”,未被抓获的自然更多,可见在靠近金陵的丹阳,山越人数就已经数以十 万计了。这些异族早就开始接受汉语,《越绝书·吴内传》记录勾践向越民发布的“维甲令”中,汉语词与百越语词夹杂,反映当时越语已经开始汉化。但是这种汉 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汉移民与汉文化的不断影响,这些非汉族语最后变为汉语的一种方言。而且,即使变作汉语以后,它们还是不断接受中原权威方言的影 响,这种语言史观可以图示如下:




这种过程一直持续到现代。例如上海方言中,见母二等字“家”白读ka,出现于“大家”daka这些口语中。像家庭tɕiadiŋ这些原来口语中不存在的语词,“家”字的读音借用自官话。
如果我们把图2竖起来,就成了下图:



图3与图1相比较,图3实际上由两个类似图1的演变通过中间的连线组成。
图1是适用于历史比较的语言演变类型,图中每一个节点的语言可能分化为几种语言,但是每个节点的来源只有一个,我们把这种演变模型叫作单源型演变。对图1中任意两个点的语言进行比较,其共同特征总是可以上溯到一个共同的节点。如L21与L222比较,可以上溯到节点L2。L121与L22的比较可以上溯到共同节点L。但是图3的演变类型却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比较法,这是因为图3一 个节点的语言可能有两种以上不同的来源,我们把它叫作多源型的演变。如果对图上两个点的语言进行比较,一种语言可能会通过多条路径到达不同的节点,也就是 说可能会得出不确定的结果。历史比较的对象是同一个音类,如上海话的歌韵与北京话的歌韵进行比较。一个节点如有不同的来源,原来的某个音类中就有可能接受 了其他的不同音类,这就会造成在不同音类之间进行历史比较。以往通过南方方言的历史比较构拟方言母语成绩不大,这是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如果把图3中的连线截断,就分成了两个单源型的演变,每一个都可以运用历史比较法了。一个节点上的不同来源,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历史层次。所谓历史层次分析法,就是如何把多源型的演变截成两个单源型演变的方法。
《切韵》系统并不是汉语各地方言的母语,但是中原标准语对各地方言的长期影响, 使各地方言的变化跟着中原方言亦步亦趋,因而造成它们与中古音之间有比较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中原方言是影响源,较少接受其他方言的系统影响,所以拿它本 身说,可以看作是单源型的语言。高本汉用来进行历史比较的各地方音材料,大多属于中古层次,与中古音有语音对应关系。这就是历史比较法能够运用于中原方言 中古音构拟的原因。再说高本汉构拟中古音的时候,并不全用历史比较法,在很多地方是利用反切系统自身进行内部拟测。但是各南方方言的情况就不一样,南方方 言大都有多个来源,内部的层次复杂,如果不把历史层次分清楚,就会把不同来源的不同音类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构拟所得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方言母语。

这里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历史比较法只能在同一个历史层次内部进行, 如果一种语言存在两种以上的历史层次,就要先把历史层次分清楚,以后再进行历史比较。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是遵守这条原则的,他们在英语与其他日耳曼语之 间进行历史比较的时候,自然是先把英语中的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的借词剔除掉,剩下英语自身再与德语、丹麦语等进行历史比较。但是,汉语的情况就没有那么 简单。有时真的很难断定方言中的异读到底哪些是其他方言影响的结果,所以必须要找到一些方法能够把各种类型的层次区分开来。



二、历史层次与词汇扩散。
除了语言接触会造成历史层次以外,词汇扩散也会造成历史层次。如,Montgomery(1893)的温州话记录中,模韵字除了舌根音、喉音与泥母读-u外,其他字的韵母都是-ʉ。但是在现代温州话中,-ʉ则产生了分化。舌齿音全读成-øy,唇音中“补谱布布铺步模模子”读-øy,“普浦蒲菩部薄模模范慕募墓幕”读-u。如果对照一下邻县青田的模韵,那里连舌根音、喉音与泥母也都是-ʉ,可见在温州一带的方言中模韵原来就只是一个-ʉ,后来发生了元音后化的音变-ʉ>-u。舌根音的舌位最后,所以首先使-ʉ变成了-u。鼻音的特点是软腭下降,这个发音动作要靠舌腭肌的收缩,但是舌腭肌的收缩还兼有把舌头往后高方向拉动的作用,所以,鼻音后的元音容易向后高方向移动,这就是泥母字为什么先变成-u的原因。舌齿音的舌位最前,它不仅抵抗住后化,而且使-u向前变作-øy。唇音情况间于舌根音与舌齿音之间,在-ʉ>-u与-ʉ>-øy两条音变的作用下,产生了竞争性音变(competing change),导致词汇扩散。
我们再举北京话的歌韵为例。歌韵的中古音是-ɑ,在北京话中,它在唇音后变作了-o:-ɑ>-ɒ>-ɔ>-o,这是大多数汉语方言都发生的元音后高化音变。在舌根音后-o非圆唇化作-ɤ,在舌齿音后产生了一个滑音-u-:-o>uo。但是,我们发现“他、那、大”这几个字却变作了-a。原因是这几个字的出现频率都很高,成为音变中的强式,当其他的歌韵字发生后高化变作-或-的时候,它们还是顽强地保留原来的读音。
但是这个时候-ɑ的音位已经不存在了,它们就对自身的音值稍作调整,跳到与-ɑ最接近的麻韵-a中去,成了麻韵的一员。
词汇扩散造成的层次非常像语言接触造成的层次,也会产生类的混乱,我们把北京歌韵的变化画成下图,L11是北京话,L1L代表早一个时代的北京话:


以上的变化造成歌韵在北京话中的两个层次,一个是-o及其变体,一个是-a。因为我们学过音韵学,所以知道“他那大”等字属于中古歌韵,不会把它们与其他的麻韵字归为一类。但是,如果北京话是一个没有文字的语言,我们只会根据现代读音把“他那大”与“巴麻茶沙”这些字归为一类。当我们通过与其他语言的历史比较,得出北京话中的a在中古也是a的结论,很可能就会连带得出“他那大”的中古音也是[a]的错误结论。所以,如果要正确地进行历史比较,同样要先把上面两个树中的连线截断。

三、一个实例:吴语中的歌韵。

目前的历史层次分析中,往往有简单化的倾向,假如一个中古的音类在一个方言中有几个读音,就认定是几个历史层次,其中的一个是本方言的读音,其他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但是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举吴语中的麻韵、歌韵为例来说明。
上海话中的歌韵读-u,但是有个别字读-a,如“破”pha,“拖”tha(~鼻弟)。这个现象还见于许多其他吴语:


以上的材料有很强的一致性:1、语音上都是歌韵读入佳韵,2、 词汇上都集中在少数几个歌韵字,特别是一定包含“破、拖”二字。以上材料的分布从苏南一直到浙西南,决不是晚近互相借用的结果,我们很难想像苏南的方言会 与浙西南山区的方言在这类字上互相借用,而且借用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只借这几个字,对其他的字不感兴趣。再说,这些词土语性很强,土语性越强,属于固有词 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它们不大可能从其他方言借来。如果它们不是借用的结果,那么只能说明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即这些方言在它们共同母语的阶段就已经如此。

我们把[a、ɑ、Œɐ]之类的音叫作a类音,[e、ɛ、æ]之类的音叫作ɛ类音。佳韵在许多现代吴语中虽然是a类音,但是在早期却是ɛ类音,这从日本吴音把它译作e可以看出它在中古的音值。此外,方音的地理分布也可以看出其历史的变化,下面是南部吴语的佳韵读音,反映它的历史变化:ɛ>a>ɑ>ɒ>ɔ。
永强 衢州 温州 金华 文成 云和
-ɛ -ɛ -a -ɑ -ɒ -ɔ
那么为什么不是倒过来的音变ɔ>ɒ>ɑ>a>ɛ呢?第一,ɛ>a>ɑ>ɒ>ɔ是发生在大部分汉语方言中的历史音变,而倒过来的音变就很少见到。第二,在一些方言的内部,我们还可以观察得到这个音变。如温州的肴韵读uɔ<ɔ,但是一些早期音的遗留中还有读a的(见下文讨论),这里就有音变a>ɔ。“哥”读ku,但是在“求三哥拜四嫂”一词中读ko,显然有音变o>u。上海的“可”在Edkins(1853)的记录中还是kho3,现代上海话已经变作khu3了。



北部吴语的佳韵也反映这个变化:ɛ>æ>a>ᴀ>ɑ>ɒ



其中的舌根音都已经混入佳韵,这跟现代上海话中麻韵舌齿音读-o,而舌根音读-a混入佳韵正相符合。中古的麻韵是-a,在吴地读入佳韵,而且往往相混,说明当时吴地的佳韵是一个与-a很接近的音,估计是-æ。这个-æ在某些方言中继续高化,在乐清方言中甚至高化作-e。可见这里发生了音变a>æ>ɛ>e,但是我们上文说过,佳韵在现代吴语中经历了变化ɛ>a>ɑ>ɒ>ɔ。怎么这里会有方向相反的变化呢?原因是音变a>æ>ɛ>e有二等介音在起作用。


二等字上古带介音-r-,它到中古变作-ɣ-,进一步变作-ɯ-(许宝华、潘悟云 1994,郑张尚芳1987)。在语音的普遍现象中,后高元音的无标记形式是圆唇音,前高元音的无标记形式是非圆唇音。所以-ɯ-是一个有标记形式,它有两条路径可以变作无标记形式。一是变作圆唇音-u-,一是变作前高元音-i-。二等介音在吴语中有的保持-ɯ-不变,如乐清方言“八”pɯa,“马”mɯa;有的变作了-i-,如浦江方言“麻”mia,“八pia;有的从ɯ变作了u,如武义方言muɑkuɑ;有的全失落了。在中原地区采取了向i的变化:Cr->Cɣ->Cɯ->Cɨ->Ci-。像“家”字的变化就是kra>kɣa>kɯa>kɨa>kia>tɕia。在中古,二等字正处于kɣ-的阶段。这个介音在前化的过程中也会带动后接主元音一道前化。如“江”的变化就是kroŋ>kɣɔŋ>kɯɐŋ>kiaŋ>tɕiaŋ。“庚”上古是阳部字*kraŋ,到中古以后变作kɨæŋ,与耕韵合流,这也是介音带动主元音前化的结果。二等介音在非舌根音后面,发展到Cɯ-阶段就失落了。吴语有些方言的二等介音虽然失落了,但是在失落前它是先带动主元音一起前化,麻韵在当时的吴语中从Cɣa变作了kɯækɨæ,与当时的佳韵合流,就是二等介音带动前化的结果。当二等介音还存在的情况下,这个介音一直带动主元音前化,故有音变:a>æ>ɛ>e。但是二等介音一旦失落,它就跟着一般元音后化的规则跑了:ɛ>a>ɑ>ɔ>o>u


至此,我们已经把歌韵字读入佳韵的问题解答清楚了。它实际上是与北京话歌韵读入麻韵是一个音变,有个别歌韵字在后化音变中掉了队,还保持原来ɑ的音值。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ɑ这个音位存在了,于是它只好将自己的音值稍作调整跑到最接近的麻韵-ɣa中去了。接着,吴地麻韵的主元音在介音的带动下前化,它们也就跟着跑到佳韵中去了。



三、主体层次。
对于上文所讨论的歌韵的两个层次,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歌韵在古吴语中读-ɑ,后来中原地区的读音传到吴语,替换了原来的-ɑ,但是剩下“破拖”少数几个字没有被替换。
第二种解释:歌韵在古吴语中读-ɑ,后来在吴语中发生了音变a>ɑ>ɒ>ɔ>o>u,“破拖”等字作为强式保留原来的读音,而混入麻韵。


第一种解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歌韵在吴语中变得更快,当北方官话还是-o的时候,吴语已经变作-u了。当然,当然持第一种解释者也可以有另种说法:当歌韵在北方变到-o的阶段传到吴语,以后北方不变,吴语飞快地变作-u。但是这就会有一种非常令人不解的变化情景:中原的歌韵按后化规则从-ɑ变到-o,这段时间吴语一直停留在-ɑ不变,中原的-o换掉吴语中的-ɑ以后,吴语忽然醒悟过来,急起直追,超过中原官话变作了-u。


此外,我们再来讨论第一种解释的替换说有没有可能:原来读-ɑ的音,由于另一种方言的影响,一下子被换成了-o或-u。
如果一次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北方移民移居吴语区,造成语言的反客为主,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唐以后好像没有发生过种移民活动。


语言接触对音变会产生影响,但是必须分清影响与借用的区别。举上海话为例,有些比较生僻的字上海人不会念,就用普通话的音去念它,特别是近年来学校推行普通话教学,年轻人上海话不太会念了,就采用普通话的音,或者经过一番折合,造成读音的异类。《上海话音档》(游汝杰 1994)中记录的“寨”读ze6,又读tse1。第二个音就属于普通话的借用。此字普通话读去声,降调,在上海话中只有阴平读降调;普通话的tʂ-大都对应于上海的ts-;-ai大都对应于上海话的-e。于是不知道这个字上海话读音的人,就按照这种语音关系把它的读音折合成tse1。现代上海话中这种借用的例子不少,毕竟多属于个别词语性质,并不改变上海话的字音系统。在普通话的影响下,上海话的一些读音也会产生系统的变化,那只不过是受普通话影响而产生的内部音变,并不是借用。如上海话的-a~与-ɑ~在新派中合并,这也许是受普通话的影响,因为普通话没有-aŋ与-ɑŋ的对立。上海话的-ioʔ变成了-yIʔ,这些字在普通话中的对应读音是-yɛ,更接近于后者。不过这些都属于上海话自身的音变,并非借用,也不造成新的层次。



现当代是上海话受北方话影响最大的历史时期,即使在这个时期借用都只能发生在个别字与词,不会产生整个音类的替换。古代的上海话与官话的接触要弱得多,学堂、私塾也都采用方言教学,如果认为歌韵的-ɑ整个被北方话的读音所替换,那是不可能的。音系结构有很大的稳固性,一个元音的变动都会引起推拉链,如果一个音系中的某个韵母整个儿替换成另一个韵母,必定造成韵母系统的重新安排,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吴语歌韵的-u充其量只是在中原地区元音后化音变的影响下,自己内部音变的结果。

汉语字音的借用主要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通过口语借用,如温州的“卸”原来读sei5,后来从上海话中借了ɕia5的读音。温州开埠以后,货轮大多从上海过来,船主、船工多为上海人。温州搬运工人上船搬运货物的时候,上海人对他们说“ɕia下来”,他们就学会了这个词。温州口语中平时不说“卸”,这些工人也不知道上海人说的ɕia就是“卸”字,不过þia这个词很快就在搬运业传开来了,温州话中的“卸”也就多了这么一个异读。“可”在上海话中念khu3,但是“可以”一词好多中学生却读成khɤ3ji4,显然是借自普通话。这种借用的单位一定是词而不是字,如果你问这些上海中学生“可”怎么读,他们会说读khu3,而不是khɤ3。这种借用一般都是零星的,并不改变字音系统。但是我们所讨论的歌韵字几乎都读成-u,不可能所有的歌韵字都同时向北方音借用。而且有些字在上海口语中根本就不存在,也就不存在口语借用的问题。还有一些口语词并不存在于中原官话。如作传染解释的“过”,广泛分布于吴、闽与江淮官话,地域性很强,这些地区在古代就是江东方言的分布区,“过”可能就是流传至今的江东方言词。这个词既然不存在于中原地区,自然也就不存在向中原方言借用的问题。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书面语借用。古代南方方言区中通常用方言教学生读书,这种读书用的方音叫作书音系统。书音系统中的读音大部分就是口语中的方音。但是,在知 识份子中存在一种对中原读音的文化崇拜,认为中原读音是雅言,方言是俗语,方音与官话如果相差过大,他们往往会把官话的读音经过一番改造,成为读书音。例 如,上海话的“学”在口语中说ɦoʔ8,但是官话的读音与它差别很大,于是在书音系统中出现了新的读音jiaʔ8。开始的时候这个音在口语中是不存在的,只是用来读书。上海开埠以后,从西方传来许多新名词,如“文学”、“数学”。这些新名词首先出现在教育部门,读书人就用书音jiaʔ来读其中的“学”。以后这些新名词传到社会,为社会所接受,“学”的jiaʔ一音就成了文读音,与白读音ɦoʔ相对立。


读书人造出读书音来,目的是为了把他们心目中的雅音与方言俗语区别开来,既然有雅音的存在,也就有俗语的存在,不可能全部的字都那么文雅,所以只能有部分字具有读书音。例如,上海话觉韵中“学乐”有读书音jiaʔ, “壳”就只有khoʔ7,却没有对应的读书音tɕhiaʔ7,因为以“壳”字没有什么文雅可言。我们所讨论的歌韵字却不一样,除了“破拖”少数几个字以外都读成-u,如果认为-a是白读,是俗语,-u是文读,是从读书音变来,歌韵这么多的字怎么都会这么文雅,都要给它们一个读书音呢?当然,有些文白并无雅俗之分,只是纯粹模仿北音才出现读书音。如上海日母字近年来出现了l-的读音:如儒汝乳lu2、揉蹂lɤ2,但是也就这么几个少数字,并不是所有的日母字都读成l-。所以像歌韵都读成-u,就不可能是模仿北音而出现的书音。

方言中的书音系统对于方音的演变关系非常大。一方面,在口语中不存在的汉字读音,依靠书音系统得以实现同步变化。例如“歌哥”些歌韵字在上海口语中经历了音变ko>ku,因为歌韵在上海的书音系统中是与口语系统一致的,所以书音系统中的这些字也变作了ku。“滒”字虽然在口语中不存在,但是它在书音系统中与“歌哥”同音,所以也跟着从ko变作了ku。这就是一大批书面字都会与口语实现同步变化的原因。另方面,中原官话对南方方言的影响往往首先出现于书音系统,再经由书音传到口语,成为口语中的文读。









 楼主| 发表于 2012-11-7 04:13:28 | 显示全部楼层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各地方言与中原官话一样,也都有自己的内部音变。一个音类如果发生了某一音变,这个音类的大多数字都会受这个音变影响向某个方向演变。这些字所构成的**我们我们把它叫作主体层次。一个方言如果是连续发展的,主体层次也是连续的。图2、图3、图4中粗线就代表这个方言的主体层次。吴语歌韵在唐代的主体层次是-ɑ,后来主体层次分别经过了-ɔ、-o的阶段,现代吴语中的主体层次则成了-u。在音 变的过程中会有部分字成为滞后形式,混入到其他音类,使一个音类有多个读音,这就造成了滞后层次。滞后层次是音变的特殊环境造成的,所以包含的字一定不 多。方言在演变中也接受其他方言,特别是中原雅言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两种,一种只是影响方言的演变方向,如上海话的覃韵受苏州话影响变作-ø,但这也只是内部的音变,不能算作借用,这种音变如果不发生词汇扩散就不会造成层次的产生。另一种是方言借用,因为借用的对象往往是音值而不是音类,所以会造成音类的混乱,使一个音类出现两种不同的读音,于是就造成了层次。方言的读书音是一种特殊的借用现象,它造成文读层次。只要是借用,就只能涉及到部分词或字。

以上的语言史观对于方言史的研究非常重要。例如,温州话的肴韵大部分读-uɔ(<-ɔ),在个别词语中读-a:校”在“校场巷”中读ka5,“铰”在“铰剪”中读ka3。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古温州话的肴韵与闽语一样读-a,-ɔ>-uɔ是北来的层次,传到温州以后替换原来-a的读音。另一种解释是温州的肴韵古代读-a,后来受吴语后化音变-a>-ɑ>-ɔ的影响变作-ɔ,大多数肴韵的读音-uɔ是主体层次,-a是滞后形式。后一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像玩耍义的“搅调”[kuɔ5diɛ6],体助词“交”ɦu2,都是温州特有的方言词,并不见于北方方言,如果说其中肴韵字的读音-u借自北方方言,就无从着落了。

主体层次说以方言的连续变化为前题。那么有没有另外的可能,外来移民的进入,造成方言连 续变化的中断?这种可能性并不排除,特别当一个地方有大量外来移民进入的时候,当然有可能造成移民方言的反客为主。但是如果外来移民分批进入,每次移民在 人数上并不造成优势,就不可能造成原住民方言的被替换。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外来移民的数目占总人口的90%以 上。但是,因为这些移民是分批陆续进入的,每一个家庭进入上海以后,两代人以后就完全改说上海话了。再说,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部门都使用上海话, 新移民要在上海立脚就必须要学会上海话。这样,进入的移民越多,被改造成上海居民后,上海话的队伍反而越大。当然,这些移民对上海话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影响一般在词汇层,而不在音系层。宋乾道二年温州发生海啸,潮水灌城,居民大批死亡,政府从闽地大量移民。据温州民间谱牒记载,大量的温州人迁自福 建。但是这些移民并没有造成温州方言被替换,这大概也是渐进式移民方式的缘故。

综上所述,相当一部部分的方言可看作是连续变化的,所以在作历史层次分析的时候,第一步工作就是理出主体层次,以后分出音变滞后层与外来借用层。后两种层次虽然来源不同,但是 有很相似的性质,它们与主体层次相比,都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读音,都造成主体层次音类的混乱,在作历史比较的时候,都要对它们作相类似的预处理。所以我们 主张把它们处理作历史层次中两种不同的类型。
发表于 2016-4-14 19:09: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乌程仔 于 2016-4-14 22:05 编辑

“诸葛恪镇压丹阳山越,“献戎十万”,未被抓获的自然更多,可见在靠近金陵的丹阳,山越人数就已经数以十 万计了。”
能说违背抓的多吗?不定差不多都抓了呢?丹阳指的大概是安徽南部的丹阳郡,非指丹阳市吧?
发表于 2016-4-15 22:20:39 | 显示全部楼层
"吴语歌韵在唐代的主体层次是-ɑ,后来主体层次分别经过了-ɔ、-o的阶段,现代吴语中的主体层次则成了-u。"

說現代吳語歌韻的主體層次是u有點誇張了,歌模分立的地方亦復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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